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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乌台诗案”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
答：“乌台诗案”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。
这里解释一下，所谓“乌台”，就是御史台，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，所以又称“柏台”。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，也称“乌台”。
“诗案”，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。
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。
苏东坡才情盖世，为人很有性格，恃才傲物，嫉恶如仇，刚直不阿。
苏东坡自己形容自己，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事，就必须“如蝇在台，吐之乃已”。
偏偏，苏东坡又是一个“极不合时宜”的人——苏东坡生得体胖须长，尤其一个大肚子鼓如孕妇，他曾抚腹笑问小妾朝云：“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？”朝云讨好地说：“是一肚子锦绣文章。”苏东坡先是哈哈大笑，既而纠正说：“错，是一肚子不合时宜。”
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“新政改革”，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，苏东坡看不惯，处处冷嘲热讽；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，苏东坡也看不惯，同样热嘲冷讽。
一句话，苏东坡是个两头不讨好的人。
“乌台诗案”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看名称就知是与诗有关。
但案发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。
先交待一下背景：宋神宗在熙宁年间（1068 ～1077）重用王安石，大力实施变法。变法失利后，又在元丰年间（1078 ～1085）从事改制。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。
这年三月，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。
官职调动，按照惯例，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，感谢龙恩浩荡。
苏东坡也例行公事，上一份《湖州谢上表》。
惯常做法，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，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***，再加几句感激语，程序就算结束了。
但苏东坡是个牢骚包，对新政有一肚子牢骚，不吐不快，自己作死，神差鬼使地写了这么一句：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
表面看，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，其大致意思是：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适时务，难于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；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，也只能在基层混日子了。
但是，事情并没那么简单。
苏东坡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，在当时是非常刺眼的。
其中，“生事”二字，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——炒热这个词的人，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。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，信中以“生事”一词来训斥王安石，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，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。
这之后，“生事”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。
另外，“新进”则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。他曾在《上神宗皇帝》书里说王安石“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”，结果是“近来朴拙之人愈少，而巧进之士益多”。
这样的牢骚，这样刺眼的词语，让变法派人士极度不适。
试想想，苏东坡乃是文坛的领袖，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，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，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，无疑会对***推行的新政建设造成强大阻碍。
变法派人士早牙根痒痒的，一直想弄苏东坡了。
这回，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，他们决定从这份谢表入手，把苏东坡整臭整倒，让他停止呼吸，彻底闭嘴。
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“新进”、“生事”等语上奏，说苏轼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，暗讥朝政。
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。
于是，苏东坡被拘押到御史台狱受审。
好巧不巧，苏东坡的《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》正好新刊印发行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上佳收集材料的机会。
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，上奏弹劾苏东坡“包藏祸心，怨望其上，讪渎谩骂”。
老实说，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。
舒亶说苏东坡的《山村五绝》中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”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；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尔来三月食无盐”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；《八月十五日看潮》中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”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；《戏子由》中的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”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，“其他触物即事，应口所言，无一不以讥谤为主。”
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，《山村五绝》里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”是讽刺青苗法的，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”是讽刺盐法。但迁延数日，也不得不承认，《八月十五日看潮》里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”两句的用意是“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”。再拖延了几日，又承认了《戏子由》诗违抗“朝廷新兴律”的主旨。
事实上，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。
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，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是针砭新政的。
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，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待，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。
其中有些诗，御史台的官员看不懂里面的真意，苏东坡主动指出来，给他们上课，详加解释，他们才醍醐灌顶，大长见识。
比如《和韵》诗中的“嘉谷”、“莨莠”等语，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，如莨莠之夺嘉谷，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，如夏月蚊虻纵横，至秋自息。另外又取《诗经》中“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”，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。
……
因为这些诗，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，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。
国子博士李宜之、御史中丞李定、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杀，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。
苏东坡本人在狱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。
但是，结果颇有些黑色幽默。
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，写“独鹤不须惊夜旦，群乌未可辨雌雄”“腐鼠何老吓，高鸿本自冥”等句自比独鹤、高鸿，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、老鼠。
这些“独鹤”、“高鸿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，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“乌鸦”、“老鼠”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。
其中，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，还和王珪撕破了脸面。
当然，最能决定苏东坡生死的，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
回头想想，早在熙宁七年，苏东坡还做了《王莽》、《董卓》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。
最终，宋神宗下令对苏东坡从轻发落，贬谪为“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”， “乌台诗案”就此销结。
最后补一笔，苏东坡刚刚逃出生天，老毛病就犯了，信笔写下了“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厌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”的诗句。
真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
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，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，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。
首先，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，是因为，在宋朝建立之初，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，要求不得杀文人，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。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，看到军事割据给***的稳定带来的灾难。而赵匡胤取得***，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。所以宋朝开国之初，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，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，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，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。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，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，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。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，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，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，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，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，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，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。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“因言获罪”不好的头。
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、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，是因为，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，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，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，因为，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，他的哲学思考、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。
所以，要感谢乌台诗案，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，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。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，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一场乌台诗案，让苏轼成为苏东坡，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到底是哪些文章，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？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，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，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？
元丰二年(1079)三月，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。苏东坡在徐州期间，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，颇受神宗的赏识。就把他调到湖州。苏东坡按照惯例，得写一份思想汇报，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，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。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，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，说话不注意，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，被人找到了破绽。这篇文章叫《湖州谢上表》：
"臣轼言。蒙恩就移前件差遣，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。风俗阜安，在东南号为无事;山水清远，本朝廷所以优贤。顾惟何人，亦与兹选。臣轼中谢。伏念臣性资顽鄙，名迹堙微。议论阔疏，文学浅陋。凡人必有一得，而臣独无寸长。荷先帝之误恩，擢置三馆;蒙陛下之过听，付以两州。非不欲痛自激昂，少酬恩造。而才分所局，有过无功;法令具存，虽勤何补。罪固多矣，臣犹知之。夫何越次之名邦，更许借资而显受。顾惟无状，岂不知恩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，天覆群生，海涵万族。用人不求其备，嘉善而矜不能。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收养小民。而臣顷在钱塘，乐其风土。鱼鸟之性，既能自得于江湖;吴越之人，亦安臣之教令。敢不奉法勤职，息讼平刑。上以广朝廷之仁，下以慰父老之望。臣无任。"
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，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，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：
“风俗阜安，在东南号为无事；山水清远，本朝廷所以优贤。”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，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？
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收养小民。”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，但是这里面有个词“新进”很扎眼。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，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，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，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“新进”，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，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，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？
除此之外，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，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，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。
一个著名的小人，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，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《钱塘集)，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，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。为了激怒神宗，他指出如下罪证:
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，苏轼讥之为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”。
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，苏轼讥之为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终无术”。
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，苏轼则讥之为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"。
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，苏轼则讥之为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尔来三月食无盐”。
总之，苏轼就该马上抓来弄死。
后来还有一帮子小人，找了不少的茬，就是为了搞死苏东坡。宋神宗也是个软耳朵，一度想弄死算了，但苏东坡朋友多，太后也支持，王安石也说这样不好，驸马冒着离婚的危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求情，总之，宋神宗最后是放过了苏东坡，把他贬到黄州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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